他說自己是戰後五十年代出世的第一批。「屋企窮」是事實，但比貧窮更深刻的，是家裡對規矩與讀書的堅持——那種堅持，後來成了他做人做事的底氣。陳宏遠的語氣不浮誇，談家族也不刻意煽情；但當他一層層講下去，你會明白：一個人為什麼會走上「助人」這條路，往往不是某一天的頓悟，而是從小被生活慢慢塑造出來的習慣。
家裡窮，但不能「失禮」
「我哋屋企比較窮」，他開門見山。但他緊接著說的不是辛酸，而是家教：出門不能穿拖鞋，要穿得整整齊齊；過年過節，禮數不能少；孩子要懂得尊敬長輩。這些細節聽起來像老派，卻也讓人看到一種年代感——在物質不足的時代，家庭更用「規矩」去守住尊嚴。他提到祖父與父親都屬書香背景：祖父曾教書，父親也受過專業訓練。家裡最常聽到的觀念，是「一定要讀書」。不是為了體面，而是因為相信：讀書是最穩的路。
外婆在廟外搭起一張桌：一個家庭的韌性
陳宏遠講到外婆時，提了一句很特別的身世：「西關小姐」——舊時廣州富裕人家的象徵。但命運沒有因此一路順遂。南來香港後，外婆要獨力照顧孩子，日子並不容易。她後來在黃大仙廟外替人寫信、解籤，在門口搭個架。這不是神秘故事，而是一個家庭面對生活壓力時，最直接、最實際的生存方式。這張「桌」也因此成為陳宏遠童年記憶的一部分：那裡有人流、有香火、有各種口音與各種難題。當年的那些來來去去的人，其實帶著各自的焦慮與盼望。
「摘籤頭」的童年：不是迷信，是一種謀生與互助
他回憶新年時家裡會去廟附近找外快。那年代很多人不識字，求了籤也不知道自己求了什麼，孩子們就幫忙抄寫、整理，甚至做些香油、糊檀香的雜務。他形容那叫「摘籤頭」——說穿了，就是幫人把問題寫清楚。這段經驗很生活，也很香港：香火背後，不一定是玄學，更多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助，以及一家人「有得做就做」的勤力。
家務、車衫、被管得嚴：他把「責任」做成習慣
作為家中長子，他從小要分擔家務：買餸、煮飯、打點細務，樣樣都要做。家裡也要靠手工幫補——車衫、穿膠花，手指痛都未必賺到多少錢，但不做就更難捱。他說母親管得很嚴，上學放學都要準時回家，不太給出街。這種成長方式，容易令孩子內向，但也很容易把「責任感」養成骨子裡的本能：遇到事，先頂住；先做了再說。
童軍：把他從內向帶到「敢出聲」
真正令他性格轉變的，是童軍。小學時入小狼隊，後來因升學壓力停了；到中二再回去玩童軍，開始有戶外訓練與分工合作——洗碗、生火、煮食、露營、行山，樣樣都做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他在童軍裡學到：怎樣做小隊長、怎樣分配工作、怎樣帶人。慢慢地，他開始敢說話、有自信，也更明白「領導」不是出風頭，而是扛責任、照顧隊友。
他把童軍誓詞與規律記得很清楚：對自己盡責、對別人要幫助、規律必遵行。多年後回看，他覺得那其實就是自己人生的核心——「幫人」不只是口號，而是做事方式。
從學校到社會：他第一次看見城市的「另一面」
中學畢業後，他考入社會福利署做福利助理員，接觸公共援助等工作，需要探訪個案。那時候很多地區仍是木屋區，無門牌、路難找，有時要靠士多代收信件，甚至要上山探訪。他最深刻的一幕，是探訪一位婆婆：對方一見面就哭，說不夠錢、生活困難、家人申請來港又卡住。19歲的他，站在哭泣的老人面前，其實不知道能說什麼，只能笨拙地安慰：「唔好喊啦，阿婆。」那一刻他明白：很多人不是「想麻煩你」，而是「冇辦法」。社會工作也不是坐在辦公室填表，而是走進別人的生活，直接感受。
他後來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沒有離開「助人」兩個字
回望前半生，陳宏遠像是被一股力量推著走：家裡要他守規矩、要他讀書、要他負責；童軍教他如何做領袖、教他助人；前線工作讓他看見城市的底層需要。而這些累積，會在下一篇接上另一段更有張力的故事：他如何走進專業社工訓練，如何在不同崗位深耕，最後又如何從「社工」走到「解籤」——並把兩者接成同一種人生功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