珍古德協會(香港)|謝子峯 Tony|把環保變成「人人都做得到」的事

在很多人心目中,環保要不是遙遠得像一張北極冰川的新聞照,要不就是一堆難以消化的數字與口號;聽完點頭,轉身又回到忙碌日常。但在珍古德協會(香港)CEO 謝子峯(Tony)眼中,真正能改變世界的,往往不是多宏大的宣言,而是讓人願意走近、看見自己其實「做得到」的那一步。這次專訪,他從珍古德博士如何以不被看好的身分改寫人類對動物的理解談起,再一路說到香港推動環境教育的現實限制、協會如何把焦點放回「人」身上,以及他自己如何在職涯的兜轉與疫情的考驗裏,找到一條既踏實又不失熱度的路——把環保變成一種可以被參與、被傳承的生活行動。

在很多人心目中,環保要不是遙遠得像一張北極冰川的新聞照,要不就是一堆難以消化的數字與口號;聽完點頭,轉身又回到忙碌日常。但在珍古德協會(香港)CEO 謝子峯(Tony)眼中,真正能改變世界的,往往不是多宏大的宣言,而是讓人願意走近、看見自己其實「做得到」的那一步。這次專訪,他從珍古德博士如何以不被看好的身分改寫人類對動物的理解談起,再一路說到香港推動環境教育的現實限制、協會如何把焦點放回「人」身上,以及他自己如何在職涯的兜轉與疫情的考驗裏,找到一條既踏實又不失熱度的路——把環保變成一種可以被參與、被傳承的生活行動。

從一位「非典型科學家」開始|珍古德博士的啟發

Tony先簡單介紹珍古德協會(香港)的定位:這是一個於2002年在香港成立的註冊慈善機構,背後連結著國際網絡,使命是透過教育和行動,啟迪並培育青少年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推動者。

而談到協會精神,就繞不開珍古德博士。在Tony的描述裏,珍古德博士在五、六十年代走進研究領域時,其實並不符合當時「科學家」的典型想像:她是女性、沒有傳統科學訓練,所處的學界又以男性主導。偏偏就是因為「不帶既定框架」,她反而用一個新鮮的視角,長時間觀察黑猩猩,發現牠們會使用工具、有情緒,也有群體關係——這些發現動搖了不少人對「只有人類才有智慧」的想法。

當年有人質疑她的觀察,因為缺少影像記錄;後來在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的支持下,研究得以被拍攝與記錄,讓更多人看見「事實」如何說話。珍古德博士的影響也不止於研究本身。Tony補充,往後幾十年,她幾乎把大部分時間投放在全球奔走,推動環境教育與公共倡議,把「保育」推到更廣闊的人類社會議題裏。

在很多人心目中,環保要不是遙遠得像一張北極冰川的新聞照,要不就是一堆難以消化的數字與口號;聽完點頭,轉身又回到忙碌日常。但在珍古德協會(香港)CEO 謝子峯(Tony)眼中,真正能改變世界的,往往不是多宏大的宣言,而是讓人願意走近、看見自己其實「做得到」的那一步。這次專訪,他從珍古德博士如何以不被看好的身分改寫人類對動物的理解談起,再一路說到香港推動環境教育的現實限制、協會如何把焦點放回「人」身上,以及他自己如何在職涯的兜轉與疫情的考驗裏,找到一條既踏實又不失熱度的路——把環保變成一種可以被參與、被傳承的生活行動。

在香港做環保,為何反而要更「以人為本」?

聊到香港本地處境,Tony很坦白:香港並沒有黑猩猩,環境議題在資源分配與社會關注上,也未必永遠排在最前。很多時候,慈善資源更容易流向「直接服務人」的項目,環境保育相對難走。

因此,協會在香港更聚焦於「以人為本」的路徑——用教育和社區工作,把環境理念變成一種可以實踐的生活方式。Tony提到,協會多年來很重視三個方向:透過有趣、並建基於科學的教育活動提升青少年對環境的關注;同時培訓青少年成為教育者,讓他們再去影響身邊的人,把知識與行動承傳出去;並建立一個友善而互相支援的網絡,讓不同單位可以集合、分享與行動,推動社會的正面改變。

而這套方法不只面向學生。Tony提到,協會一路從青少年工作出發,後來也發展到長者,甚至觸及不同社群。核心信念很簡單:每個人都可以為地球出一分力。

在很多人心目中,環保要不是遙遠得像一張北極冰川的新聞照,要不就是一堆難以消化的數字與口號;聽完點頭,轉身又回到忙碌日常。但在珍古德協會(香港)CEO 謝子峯(Tony)眼中,真正能改變世界的,往往不是多宏大的宣言,而是讓人願意走近、看見自己其實「做得到」的那一步。這次專訪,他從珍古德博士如何以不被看好的身分改寫人類對動物的理解談起,再一路說到香港推動環境教育的現實限制、協會如何把焦點放回「人」身上,以及他自己如何在職涯的兜轉與疫情的考驗裏,找到一條既踏實又不失熱度的路——把環保變成一種可以被參與、被傳承的生活行動。

長者也可以是行動者|把「有心」變成「做到」

談到近年的重點工作,Tony特別提到長者義工的發展。這個方向的起點很有趣:既然珍古德博士九十歲仍然一年三百多天走訪各地推動環境教育,那麼本地的長者也同樣可以成為推動改變的人。

他說,做青少年活動有時要配合上學時間;長者在平日反而更有彈性,能更穩定投入。協會逐步建立起一個長者義工群體:有人固定參與,也有人在不同活動裏加入,久而久之形成一個互相熟悉、互相支持的圈子。大家不單幫忙活動,更在關係中找到「我仍然有用、仍然能貢獻」的踏實感。Tony說得很直接:他喜歡看到參與者玩得開心、彼此關係變好;當長者退休後仍然有事做、有角色、有舞台,這件事本身就很值得。協會未來亦有三年計劃,繼續發展長者培訓,讓更多人能夠從「參與者」走到「帶領者」。

在很多人心目中,環保要不是遙遠得像一張北極冰川的新聞照,要不就是一堆難以消化的數字與口號;聽完點頭,轉身又回到忙碌日常。但在珍古德協會(香港)CEO 謝子峯(Tony)眼中,真正能改變世界的,往往不是多宏大的宣言,而是讓人願意走近、看見自己其實「做得到」的那一步。這次專訪,他從珍古德博士如何以不被看好的身分改寫人類對動物的理解談起,再一路說到香港推動環境教育的現實限制、協會如何把焦點放回「人」身上,以及他自己如何在職涯的兜轉與疫情的考驗裏,找到一條既踏實又不失熱度的路——把環保變成一種可以被參與、被傳承的生活行動。

從中文系到社福,再走進環境教育

比起「英雄式」的職涯故事,Tony的分享更像很多香港人的真實:選科、升學、就業、理想與現實反覆拉扯。在大學期間,他做了大量義工與服務:接觸長者服務、環保項目、鄉郊社區議題等。畢業後他曾先走了一段「較穩定」的路——加入物業管理公司做MT (Management Trainee)。原因也很現實:他一直相信「對人的工作」有其不可被取代的價值;即使將來有AI、有機械人,人性與經驗仍然無法被完全複製,而在客戶服務裏,人們最想對話的,往往仍是一個真人。但他也承認,人很難長期違背自己真正想做的事。後來他去做熱線義工,接受訓練、凌晨當值,一邊上班一邊通宵聽電話,最終辭去原本工作,轉到大型社福機構做青年服務,親身理解社福界運作。

其後收到一個邀請,讓他加入現職機構。起初他甚至不知道「小型機構」可以是甚麼模樣——沒有豪華中心,有時就是在工廈或普通商廈裏運作。第一次去面試,他坦言曾經懷疑「會唔會係騙子」,因為連機構名字都不熟;但他選擇相信介紹他的人,也遇到願意教他的上司,慢慢走出自己的方向。

在很多人心目中,環保要不是遙遠得像一張北極冰川的新聞照,要不就是一堆難以消化的數字與口號;聽完點頭,轉身又回到忙碌日常。但在珍古德協會(香港)CEO 謝子峯(Tony)眼中,真正能改變世界的,往往不是多宏大的宣言,而是讓人願意走近、看見自己其實「做得到」的那一步。這次專訪,他從珍古德博士如何以不被看好的身分改寫人類對動物的理解談起,再一路說到香港推動環境教育的現實限制、協會如何把焦點放回「人」身上,以及他自己如何在職涯的兜轉與疫情的考驗裏,找到一條既踏實又不失熱度的路——把環保變成一種可以被參與、被傳承的生活行動。

把門檻放低,把參與拉近

Tony反覆強調的一句話是:不一定要有科學背景,也不一定要做很宏大的事。只要能讓更多人知道——他們其實可以為地球、為世界做點事——就已經很足夠。甚至那件事未必以「環保」之名發生:多做義工、推動可持續生活、在社區建立互助與連結,都可以是一種改變。

他也提到自己不想與時代脫節,因此開始學習AI,希望把新工具用在機構發展上,讓資源更有效率、讓溝通更到位,讓更多正在默默做事的小型機構,也有機會被看見。

在香港落地的行動與陪伴

這次訪問最打動人的地方,不是理想有多偉大,而是Tony把環保從「聽起來很大」的議題,拉回每個人的生活現場:他關心的不是口號,而是人如何被啟發、如何被陪伴、如何一步步真的做得到;他也知道香港講求效率、時間寶貴,所以更著力把國際視野轉成社區裏可落地的做法;再把自己職涯的沉澱成更踏實的理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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