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可能見過很多「做青少年工作的人」，但不一定見過一個把人生走成「可複製的路」的人。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｜黃雅韜（Otto）由 IVE 的朋輩輔導員一次次承擔，慢慢走到能把服務做成平台、把一群人聚成隊伍的位置。這篇不是成功學，而是一段很香港、很真實的累積：當一個人願意把「想幫人」變成具體行動，原來就能在制度與資源的縫隙裡，為年輕人開多一條路。
一個課程，開了一扇門
Otto回想最初的轉捩點，很清晰地落在讀IVE時接觸到的朋輩輔導員課程。那是一個要面試、要投入的訓練，不只學方法，也要求你真正去理解人、與人同行。對他而言，那段時間像一個練習場：做得愈多，愈確定自己喜歡的是與人成長、與人改變有關的工作。
「點解要讀社工？」一條問題，照見他真正想做的事
他記得早年面試時曾被老師反問：既然他做人的工作、做銷售都不差，甚至做過水吧、賣嘢都可以，為甚麼偏偏想走社工、走輔導這條路？當時的他其實答得不完整，只覺得「心裡好像想做」。直到今天再回頭看，他才更確定：有些工作可以靠技巧與成交完成，但人的成長與轉變，並不是用交易方式就能換回來的；那需要時間、陪伴，以及對方真心願意向前的一步。
讀建築測量、走進社福：看似唔搭，其實係累積
有趣的是，Otto在 IVE 讀的是建築測量高級文憑。外人看來，這與社福、青少年工作很不相干；他也明白別人眼中的「兜圈」。但他愈走愈發現，早年學到的工程概念、場地判斷、維修與安全常識，甚至是動手解決問題的能力，都在後來的服務裡以另一種方式派上用場。後來當團隊租到地方，需要整理與裝修，他便能帶著義工一起把事情落地。對他而言，學過的每一段路，最終都可能變成日後某一刻的支撐。
由「想聚下」到一個平台：被需要推住向前
Otto說，最初成立團體並不是什麼宏大計劃，反而很生活化：一班做了幾年朋輩輔導的夥伴，在帶領他們的社工離職後，仍想每年聚一聚、做些有意義的事情。可是要租場地、要做活動，單靠個人身份不容易，於是需要一個「名目」，讓大家可以更方便地聚集與推進。
他坦白自己其實不太想「搞咁多嘢」——覺得繁瑣，也曾經忙過不少學會、義工團體。但身邊人一路推動，他最終仍選擇一齊做。由最初的聚會，到慢慢變成能承載服務的機構，很多時不是因為他「一開始就想做大」，而是因為一路做，一路看見需要，事情就自然被推著向前。
「無限制」不是任性：是以成長為核心的選擇
真正令他更堅定要建立平台的，是他在社福界工作後看見的落差：在既有制度裡，有些對青少年有益的想法，因為資助、流程、框架而難以實行。於是他開始思考：可不可以有一個更有彈性的位置，容許團隊按青少年的需要設計服務？
他把原則說得很清楚：他最在意的不是活動形式，而是活動能否真正推動青少年的成長與發展。只要方向對、對年輕人有益，就值得花心思把想法變成可執行的計劃；資源不夠就再想方法籌措，路未清晰就和團隊一起試、一起修正。當然，彈性並不等於輕鬆。他也很務實：機構不是為賺錢而存在，但最好不要虧錢；沒有長開的資源水喉，很多人都是打工仔出身，靠熱誠之餘更要靠方法。想做，就要懂得把計劃寫出來、把資源連結起來，把事情一步步做成。
小結
由朋輩輔導到青少年服務，由「想聚下」到建立平台，Otto的路並不戲劇化，卻很真實——沒有一步登天，更多是一次次回應需要之後的累積。到了第二篇，我們會走進他近年最關鍵的兩個轉折：疫情如何把營地活動搬進校園、打開新合作；以及他為何把重心放到「人才培訓」，嘗試為行業建立一條能接力的梯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