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位老師，可以用什麼把孩子「帶出」原本的世界？是成績，是獎項，還是一套更漂亮的課程？羅英翔老師，大家口中的「羅Sir」給出的答案更貼地：一片被閒置的草地、一支欖球隊、一次不敢開口買小食的尷尬，還有一套願意陪孩子練到「講得出、做得到」的方法。他不太愛講大道理，卻很擅長把限制變成入口：在元朗，他把長期「養蚊」的草地球場變成孩子的舞台，讓英文從試卷上的字變成球場上的指令、街邊檔口前的一句對話；到了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，他把同一份「要實用、要公平、要幫到人」的信念放進AI，不是為了追潮流，而是為了幫老師省回時間，幫孩子被更準確地看見。這篇專訪，沿著羅Sir的路線走一趟，你會發現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：把孩子帶出去，把學習做實，把老師撐住。
一個不想硬撐的人
羅Sir談及自己入行，第一句已帶幾分自嘲：「我一開始就教中文科，但其實跟預期很不同。」他原本修讀體育，求職面試時考的也是體育，從未想過自己會站在中文科的講台上。人生有時如此：越是沒有準備，越容易被推向嘗試。在教育學院讀書期間，有教授認為他的中文基礎不錯，便鼓勵他「不如試試看」。他於是應允，一試便是數年。然而他說得坦率：「教了幾年，我發現自己不喜歡。」這並非對教育的否定，而是一種更根本的自我承認：當熱情與位置無法契合，若只憑意志勉力支撐，先承受消耗的是成人，最終受到影響的，往往是孩子。因此他轉到社福機構工作。旁人看來，這一步像是在「繞路」；對他而言，卻更像補上長久缺失的一塊拼圖，他開始看見，教育不只發生在課堂與試卷之間，還牽涉資源配置、制度運作、跨界協作與支援網絡；而這些因素，確實會拉開孩子起跑線上那些不易言明、卻真實存在的差距。
在社福機構看清一件事
在社福機構的日子，他接觸到不少企業CSR教育項目，也見識過一些大型IT企業如何投放資源、如何透過機構把支援落到學校。羅Sir說，那段經歷讓他第一次很清楚地看見幾件事：
第一，資源不是「有就好」，而是要有人懂得「引入」學校、走進課室，變成能用的方案。
第二，幫助不是掛在海報上的標語，而是很瑣碎的細節：例如家裡沒有電腦配套的孩子，怎樣不被整體進度甩開。
第三，科技不是遙遠的「高端名詞」，而是可以很實在地縮短差距的工具，前提是你用得對、用得貼地。
他在那裡吸收了很多：項目如何推進、系統如何設計、怎樣協調人手與資源、怎樣把「想做」變成「做得到」。而命運也很快把這些能力，放到一個更迫切的場景裡。
一次機遇，把他拉回校園
他回到校園的轉折，來得突然：有學校IT主任離職，又碰上學校資料外洩事件，校長壓力大到頭痛。有人對他說：「你過去幫幫忙，先頂一年。」他就這樣回去了。但這次回去，感覺完全不同，如果說年輕時的他，是一個被分配、被推著走的老師；那麼再回校園時的他，已經帶著社福界的視野與科技支援的經驗，他知道自己不只是「教一科」，而是可以解決一些更具體、更貼地的難題：資源怎樣落地、老師怎樣減壓、學生怎樣不被放棄，而他最被人記住的一段故事，正是在元朗一所小學開始。
元朗那片草地｜從「養蚊」到孩子的舞台
元朗那所小學位置較偏，資源談不上充裕，孩子的學習動力也不算強。換個角度看，這種環境最容易令人灰心；但羅Sir反而覺得——正因為「乜都唔多」，才更逼你諗方法。他一到校就留意到校內有一片很大的草地球場。平日沒人用，草長得快、蚊又多，一個本來可以盛載很多故事的地方，長期空著。他本身打欖球，看見那片草地就覺得可惜，便直接找校長談：「不如打欖球。」
校長的反應是：「欖球唔係外國人玩嘅咩？」羅Sir沒有急著辯論，更沒有搬出一堆教育理論。他用最務實的方式回答：由他自己開始做。他親自落場，先把學生帶起來。
一開始沒有完整配套及支援：揀人、教基本動作、安排訓練、帶隊出外比賽，很多都要他一手包辦。孩子未必一開始就懂規則，但在一次次練習裡，他們學會站位、學會傳球、學會在碰撞中保護自己，也學會怎樣跟隊友建立默契。成績慢慢累積，外界開始注意；後來甚至有欖球界的人主動提出支援，安排教練到校協助。但羅Sir說，最令他開心的不是贏波，而是孩子「真係長大了」的樣子。他描述過一個很有畫面的細節：孩子天天在草地上練，腳下早就習慣；到市區比賽，對手未必適應草地，他們反而打得更穩。那種優勢不是天生，是一個場地、一套訓練、一次又一次落場累積回來的。孩子贏到的，其實是「我可以」的底氣。而欖球對他來說，也從來不只是運動。
用欖球教英文：不是背生字，是「要用、要講」
談到元朗的學生，羅Sir很直接：不少孩子對讀書推動力不高，如果硬要他們坐定定背生字、操卷，「真係會覺得好辛苦」。所以他沒有沿用同一套方法硬推，而是問自己：有沒有一條路，能先令孩子「願意用」，再慢慢令他們「想去學」？他的答案仍然是欖球。
球場本身就是語言的真實場景：走位、配合、指令，本來就會夾雜英文。你要傳球就要聽懂「pass」，你要跟上隊形就要明白隊友在喊什麼。孩子學英文不再為了測驗，而是為了打好一場波、為了不拖累隊友、為了即時反應而學。英文突然由「課室裡的字」變成「場上用得著的工具」，不再那麼抽象。
把「同一套精神」放進IT與AI
離開元朗後，羅Sir轉到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，工作重心放在IT，並與校長一起「砌」AI課程與平台。以他的重點更放在「老師」身上，在他眼中，AI最重要不是用來追潮流，而是要幫到老師減少重複性工作，讓老師把心力放回真正的教學與學生需要。他甚至提出一個更長遠的想像：成績表未來不應只剩分數，而應呈現孩子不同能力面向的「六邊形」，讓家長與老師看見孩子真正的強弱點，支援才能更精準，也更公平。聽起來像是技術問題，但其實核心仍是人的問題：怎樣讓每個孩子被看見，而不是被一個單一分數定義。
把限制變成方法，把方法變成底氣
從元朗到聖提摩太小學，你可能以為這是一個「轉學校」的故事；但沿著羅Sir的路線回望，其實是一條同一方向的路。在元朗，他用欖球把孩子帶出課室，用真實場景逼出英文與自信；在聖提摩太小學，他用IT與AI把教學做得更準，把老師的時間分配得更好。他不是要把每個孩子都變成冠軍，也不是要把每所學校都變成科技示範臬校。他更在乎的是，當孩子站上球場、走進市區、面對眼光與差距時，能不能仍然抬頭；當老師被數據、分析、行政壓得喘不過氣時，有沒有一套方法把重點拉回學生身上。
而羅Sir最打動人的地方，或許正是他從不把「限制」當作藉口。他會把限制拆開、把問題落地，然後用一個又一個可行的方法回答：草地可以是球場，球場可以是課室；；AI可以是潮語，也可以是讓老師喘一口氣、讓孩子被看清的工具。他從元朗的草地出發，把孩子帶到更遠的世界——不是靠宏大口號，而是靠一次次願意落場、願意陪跑、願意把「做得到」交到孩子手上的日常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