施瑪恩老師|把生物科技變成孩子的親身經歷

在一架流動實驗室背後的人

在東涌的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,一架十二米長的生物科技流動實驗室,常被視為很吸引孩子目光的學習場景。它建於歐盟環保五型車架上,內有實驗儀器、供電系統、實驗檯和輪椅升降台,能駛進不同校園,讓學生足不出校便接觸科學與生物科技實驗。車子固然特別,但真正值得細看的是背後那位把它一步步帶進課程、學校和孩子經驗中的人。施瑪恩老師(施Sir),是這個項目的負責人,也是把深奧生物科技轉化為中小學生可理解學習經驗的教師。

施Sir並不把生物科技教育看成少數尖子學生的專利。在他眼中,孩子未必需要一開始便懂得艱深理論,卻可以先從一個實驗、一個問題、一個親手完成的步驟開始,感受科學原來與生活相連。這份信念,來自他長時間在中小學課室中的觀察,也來自他從生物科教師一路走來的摸索。他所做的,不是單純安排活動,而是在孩子與科學之間搭起一條可以行得穩的路。

在東涌的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,一架十二米長的生物科技流動實驗室,常被視為很吸引孩子目光的學習場景。它建於歐盟環保五型車架上,內有實驗儀器、供電系統、實驗檯和輪椅升降台,能駛進不同校園,讓學生足不出校便接觸科學與生物科技實驗。車子固然特別,但真正值得細看的是背後那位把它一步步帶進課程、學校和孩子經驗中的人。施瑪恩老師(施Sir),是這個項目的負責人,也是把深奧生物科技轉化為中小學生可理解學習經驗的教師。

從課室出發 找到教育的方向

施Sir大學修讀生物,當年已聽過教授提到二十一世紀將是生物科技年代。只是二十多年前,生物科技在香港學校教育中仍未算普及,相關設備、課程和教師培訓都未成熟。畢業後,他並非一開始便立志成為教師,只是希望從事一份不沉悶、能夠面對人的工作。第一年走進課室後,他發現自己喜歡與學生相處,也感受到教學的意義,於是一做便做了二十多年。

在一條龍校園裡,他曾同時接觸小學和中學學生。最極端的時候,他上一堂仍在教高年級課程,下一堂便走進小一課室。小學生對新事物的投入和滿足感,中學生對知識系統的需要,都讓他明白教育不能只靠講解,更要讓學生親身經歷。這份跨年齡層的教學經驗,後來成為他設計生物科技課程時的重要養分。

真正把他帶進生物科技教育深處的,是已榮休的李雪英校長及麥惠南博士。當年學校新校舍設有實驗室,他們希望在香港推動生物科技教育,並在校內建立具大學水平的實驗空間。施Sir和同事在李校長安排下,放學後到港大基因研究中心學習實驗技術、實驗室運作和課程設計。那不是一次短期培訓,而是一段邊學邊做的歷程;他由一名生物科老師,逐漸成為能把專業知識轉化為中小學課程的人。

把生物科技說得貼地

施Sir清楚自己的位置。他未必是最頂尖的研究者,卻知道自己擅長把複雜的內容拆細、轉化、設計成孩子能操作的學習經驗。教授可以掌握很深的科學知識,教師則要思考如何把那些知識帶到小學生和中學生面前。課本上的概念與真正動手做實驗之間有一段距離;沒有器材、沒有技術、沒有信心,老師和學生即使知道原理,也未必真正感受得到科學如何運作。

因此,他設計課程時,總會關注於孩子的經驗。學生可以透過鑑證活動認識DNA指紋分析、毛髮和纖維鑑定,也可以透過瓊脂藝術,理解基因改造細菌如何呈現不同顏色。這些活動帶有遊戲感,背後扣連的卻是真實的生物科技原理。施Sir希望孩子先感到有趣,繼而願意追問原因,因為興趣一旦被打開,學習便不再只是應付課堂。

他也重視破除學生對細菌的單一想像。很多人一想到細菌,便自然聯想到疾病和危險;但在他的課程中,學生會認識到微生物也與發酵、食物、藥物製造和科研應用有關。團隊所用的菌種和材料均按教育指引和安全要求處理,實驗室管理亦有嚴謹流程。當孩子由害怕轉為理解,生物科技便不再是遙遠的名詞,而是可以被認識、被探索的世界。

在東涌的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,一架十二米長的生物科技流動實驗室,常被視為很吸引孩子目光的學習場景。它建於歐盟環保五型車架上,內有實驗儀器、供電系統、實驗檯和輪椅升降台,能駛進不同校園,讓學生足不出校便接觸科學與生物科技實驗。車子固然特別,但真正值得細看的是背後那位把它一步步帶進課程、學校和孩子經驗中的人。施瑪恩老師(施Sir),是這個項目的負責人,也是把深奧生物科技轉化為中小學生可理解學習經驗的教師。

一架車承載一套教育方法

嗇色園致力於在香港推動生物科技教育,而生物科技流動實驗室的出現,源於一個很實際的需要。位於東涌的實驗室雖然設備良好,但對全港學校來說,前來上課並不容易。團隊於是想到,既然學生未必能來,不如把實驗室駛到學校去。嗇色園支持這個構想,投入資源建造流動實驗室,由麥博士參與整體設計,讓車內能容納約三十名學生,並照顧中小學生甚至幼稚園學生的需要。

這架車並不是單純把儀器搬進車廂,而是一個可移動的教學空間。車上配備供電系統、冷氣設備、實驗檯及輪椅升降台,也能按需要支援不同學習者。學校網上預約後,團隊會安排出車,每次通常有教學、實驗預備和司機等同工支援;完成教學後,流動實驗室會回到東涌總部補充物資和消耗品,實驗廢料亦按流程處理。施Sir作為項目負責人,既參與課程研發,也協助維持整個運作穩定,讓項目不因人手轉變而停下來。

對不少學校而言,這架車補足了現實上的缺口。部分學校雖有實驗室,卻未必有設備進行DNA指紋鑑證等較進階實驗;有些教師一年只做一次相關實驗,也未必有信心獨力管理。流動實驗室團隊長期重複實踐同類課程,能更穩妥地處理流程、風險和教學節奏。遇上校舍較舊或空間不足,車輛未必能駛入,團隊也會按情況把部分器材和課程帶到校內進行,讓支援方式隨需要調整。

在東涌的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,一架十二米長的生物科技流動實驗室,常被視為很吸引孩子目光的學習場景。它建於歐盟環保五型車架上,內有實驗儀器、供電系統、實驗檯和輪椅升降台,能駛進不同校園,讓學生足不出校便接觸科學與生物科技實驗。車子固然特別,但真正值得細看的是背後那位把它一步步帶進課程、學校和孩子經驗中的人。施瑪恩老師(施Sir),是這個項目的負責人,也是把深奧生物科技轉化為中小學生可理解學習經驗的教師。

支援教師 讓生物科技走得更遠

施Sir明白,要讓生物科技教育走得長遠,不能只靠一次到校活動。課程必須扣連香港學校的實際需要,教師才容易持續使用。他會與其他學校教師協作,了解他們想做甚麼實驗、面對甚麼困難,再一起試做和調整。尤其小學未必有實驗室技術人員,教師即使有心推動科學課,也可能因缺乏物資和信心而卻步;他的團隊便會協助準備材料,幫教師踏出第一步。

這種支援,也讓生物科技不再只是某次活動的亮點,而有機會進入日常教學。施Sir多年來在學校內試行新課程,先讓小學和中學學生參與,再根據反應修訂,最後把成熟內容放到流動實驗室推廣。近年,團隊亦嘗試把課程延伸至不同新趨勢,例如以DNA分析中藥材真偽,或把生物資訊學和AI相關概念轉化為學生可接觸的內容。這些更新不是為了追逐潮流,而是讓孩子明白生物科技與醫療、農業、食品、傳統中醫藥和未來科技都有關係。

施Sir也重視比賽和活動帶來的推動力。全港鑑證比賽、國際瓊脂藝術比賽及車身設計比賽,讓學生在參與中看見自己的能力,也讓生物科技有了更多進入校園和家庭視野的途徑。有些原本讀書不算突出的學生,因為比賽經驗而建立信心,往後更願意在學業上努力,這些轉變對他而言尤其珍貴。對他來說,教育最有意思的地方,往往不是即時看見耀眼成果,而是孩子在某個經驗後,開始相信自己可以再試。

在東涌的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,一架十二米長的生物科技流動實驗室,常被視為很吸引孩子目光的學習場景。它建於歐盟環保五型車架上,內有實驗儀器、供電系統、實驗檯和輪椅升降台,能駛進不同校園,讓學生足不出校便接觸科學與生物科技實驗。車子固然特別,但真正值得細看的是背後那位把它一步步帶進課程、學校和孩子經驗中的人。施瑪恩老師(施Sir),是這個項目的負責人,也是把深奧生物科技轉化為中小學生可理解學習經驗的教師。

把專業變成更多孩子的可能

在施Sir的敘述中,生物科技流動實驗室從來不是一個人的成果。沒有麥博士及李校長早年的投入,沒有現在麥敏潮校長和辦學團體長期支持,也沒有流動實驗室團隊同工多年來持續運作,這個項目很難走到今天。嗇色園承擔資源,讓車輛、材料、人手和外展工作得以維持;教育局的支援,也讓學校能作為網絡主題學校,協助更多同業發展生物科技教學。這些連結,使一所學校不只服務自己的學生,也能成為孩子、教師與社區之間的橋樑。

做了二十多年教育,施Sir仍然在想下一步。他關心新車的發展,也想像流動實驗室的概念能否走得更遠,甚至在資源較少的地方,以科學或STEAM教育支援孩子。他最在意的,始終不是一架車本身,而是如何把生物科技帶到更多學生面前。把專業變得可親,把陌生變成可以親手嘗試的經驗,正是施Sir多年來默默實踐的教育初心。

他的故事提醒家長和教育工作者,孩子未必一開始便知道自己喜歡甚麼,也未必只靠分數證明能力。有時,一次實驗、一場比賽、一個能親手完成的任務,已足以讓孩子重新看見自己。施Sir所做的,是把生物科技拆成孩子可以走近的階梯,讓他們在安全、真實和有趣的經驗中建立信心。當科學從艱深名詞變成親身經歷,孩子與未來之間,也多了一種可以想像的可能。

(圖片由受訪者/機構提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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